作者：佘双好，武汉大学博彩官网
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科学研究是近代以后伴随着自然科学兴起而产生的一种稳定的、可靠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科学方法的巨大成功使科学化的理念成为普遍衡量标准，推动科学研究方法向各个学科领域延伸。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1](P16）的大讨论为起点开启科学化进程。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经过40多年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主干学科、优势学科、领航学科。[2](P1535）“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编写的绝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都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定位为一门“科学”。然而，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取得的成就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现实表现却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表的学术成果中，较少学者采取科学研究方法形成论文，据笔者对1994—2008年间发表的部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论文分析，发现其绝大多数停留在传统思辨研究方法阶段，仅有5%左右论文采取实证研究方法，[3]尽管在传统思辨研究文章中包含很多质量和水平高也具有强科学性特征的文章，但实证研究不足也折射出科学研究不足的问题。还有研究者对2009—2018年间发表的部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论文中的研究方法进行追踪研究，发现10年来实证研究方法比例虽有提升，但也不足10%。[4]“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性’依然踯躅在艰难的改善和提升之路上。”[5]这样就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悖论：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被认定为一门科学，另一方面以科学方式呈现的研究成果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还相对不足。悖论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究其原因并探索悖论的破解之道，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产生的原因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之所以产生，原因是多样、复杂的，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历史短、学科积淀不充分的问题，也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模式的问题，还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接受的研究方法训练不足等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产生原因的误解。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的产生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类误解：一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的误解。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色彩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具有排斥科学性的一面。因为意识形态建设遵循这样的规律，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P178）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形态属性使其充满着价值色彩，这个特点与科学研究要求的客观性、中立性等价值立场相背离。这种观点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属性的一般属性，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属性。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宣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研究它。”[7](P38）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征，不仅不能成为排斥科学研究的理由，而且应该成为激发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本身的误解。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大误解是把科学研究方法等同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并且以经验为基础的第一代实证主义作为代表，来分析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讨论科学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的问题。事实上，实证主义只是科学研究范式中的一种，科学知识的对立面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权威观点、神迷知识、偶然洞见、感性经验、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等，因此科学研究具有“除魅”[8](P29）的功能。科学研究要求客观性，并不排斥人们的主观观点，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有意识、需求和充满激情，这也是一种客观的现象；科学研究建立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并不排斥理性分析，科学研究也需要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9](P5）马克思所倡导的“抽象力”正是指从客观事实材料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科学抽象的能力；科学研究重视量化和精确，重视探讨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数据模型，并不是说它只有这一种呈现方式，科学研究中也包含着理解、解释和互动，比如质性研究就是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科学研究主张价值中立，并不是说科学研究无涉价值问题，事实上科学研究也与价值关联，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价值问题，而不是排除价值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和价值性统一的特点，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区别于其他学科研究的特殊性，而不能成为无法展开的理由。三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适切性的误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变化性和思想理论性等特点，使科学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存在着适切性的问题，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并不排斥科学方法的运用，科学研究的特征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呈现出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比的优势。四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性要求的误解。认为科学研究是一种对技术性要求很高的活动，而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很少接受科学方法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模式主要是人文学科的培养模式，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的技术性上存在着不足，较少学者能够熟练掌握科学研究的技术和程序。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一定程度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不足存在着技术问题，但也不完全是研究方法和技术问题。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的产生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误解问题，但误解并不是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产生还有其内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观问题。我国学术界对科学概念主要从广义角度理解，把科学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10](P1745）这样造成对科学研究方法理解的泛化，即凡是通过系统探究获得的知识方法均可以称之为科学研究，这种科学研究的观念与日常生活用语中的“科研”的理解是一致的。把科学研究看成是“科研”的简称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容易混淆科学研究与思辨研究的区别。科学研究是以事实或证据为基础而形成的知识；而思辨研究主要从观念出发，通过逻辑推理、价值分析和理论建构形成知识。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思辨研究具有科学性，而从人们头脑中的主观印象出发，对事物和现象进行逻辑推理和理论建构，就无法表明前提条件的科学性。因此，传统的“科研”观中既包含科学研究，也包含思辨研究，而思辨研究本身并不是科学研究，要把具有科学性特征的研究与科学研究作适当区分。二是知识论的问题。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涉及以一定的思想观念对其对象进行教育引导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程中充满着“价值色彩”，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中“应该”的色彩较为充分，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事实”的内容则较为缺乏，这与科学研究的非规范性知识的要求存在着反差。按照知识的划分，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涉及价值判断和评价以及应然判断的知识，通常被称为规范性知识（normative knowledge）”。另一种“当知识无涉价值判断和规定，而可以通过事实或客观判断检验时，通常被称为非规范知识（nonormative knowledge）”。[11](P24）科学研究很少处理规范性知识。三是研究方式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有理论研究的要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有理论属性，是一个典型的理论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在总体性质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规定。从而具有理论属性，并需要理论研究方法。”[12]理论研究方法与从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出发并不矛盾，科学研究方法并不排斥理论研究，并且也需要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也需要建立在坚实的证据材料和基础上，并且只有在客观事实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才称得上是科学的理论研究。从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来看，注重研究过程的客观性与注重对研究主题的理论分析，都是研究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从客观出发的“是什么”的研究，也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性出发的“应该是什么”研究；既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以事实为依据的科学研究，也需要在材料基础上的科学想象力，即理论提升，这些都是构成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四是研究周期的问题。一般来说，科学研究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观察、设计、探究和处理的过程，需要更长时间和周期。同时，科学研究也涉及人力、财力、物力等调动，这些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在研究技术上存在困难，也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展开。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产生的直接原因。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产生也存在着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接受的学术训练原因。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培养，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主要是在传统人文学科培养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对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方法更为擅长，研究者在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不足。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研究目的的原因。这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的责任与担当精神，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内综合性应用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落脚点和实践旨归，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成果最终落脚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定位则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学者重要使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积极回应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需要，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现实对策，更积极为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对策和方案，这样也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具有明显的“应该”倾向。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原因。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在专业创办初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者在学科知识构建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任务更为迫切，这样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整体处于理论建构的发展阶段。四是科学研究的困难性、适切性以及科学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原因。科学研究作为以自然科学为背景发展出的研究方法，其应用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类似狄尔泰所说的“精神科学”等方面存在着局限性，科学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依然存在着疑问，这也需要通过后继跟进研究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进展而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未知性，也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不足的重要原因。
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的破解之道
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的最直接方法是倡导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坚定用科学方法的研究理念，坚持以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为对象展开研究，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规范，提升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积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
第一，坚定科学研究的根本理念。虽然存在着多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和方法，科学研究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唯一的研究范式，但科学研究范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科学研究方法作为一整套系统的研究思维和方法体系，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的认识建立在客观、有证据、可传播以及动态发展的脉络之上，这样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可说明性。科学研究能够破除知识的神秘色彩，区别于偶然洞见和日常经验，避免把研究者价值观强加于研究过程等功效，使科学研究在近代以后形成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科学研究具有的精神性特征、方法论特征和技术性特征，使科学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科学研究的特征中，精神性特征是最核心的特征。科学精神是科学研究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力量，科学研究首先体现为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的精神，这是科学研究的灵魂。科学精神主要体现为求真精神、实证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公开精神等。求真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态度，实证精神是尊重事实和讲究证据的精神和态度，理性精神是按照客观事物和原则进行推进的态度，批判精神是对前人知识成果进行怀疑和超越的精神，而公开精神是指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坦然面对各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和行为。科学精神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境界。方法论特征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实证性、系统性、累积性、公开性、程序性、稳定性等特征。客观性要求从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研究者主观观念出发开展研究；实证性要求科学研究要以事实为证据，把证据作为检验科学研究的唯一标准；系统性要求科学研究是全方位、持续性和按照程序和规范展开的过程，这个要求把科学研究与偶然洞见或零星观点区分开来；累积性要求科学知识通过不断积累来获得，把知识置于人类社会知识长河之中。在操作层面上，公开性要求科学知识向同行和公众公开；程序性要求研究者报告研究过程和程序，以便其他研究者进行验证；而稳定性是指研究工具必然是适用和可靠的。科学的这些特征，使得科学研究方法成为超越其他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尽管科学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使用会遇到种种挑战，但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要坚定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取向。
第二，明确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从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出发，而不是从主观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或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应该”，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与其他非科学研究的最根本区别。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3](P525）因此，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和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是自人类社会存在着阶级社会以后就存在的客观现象，人类社会存在的类似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不同意识形态和国家所开展的类似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虽然在本质上与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有着根本不同，但在现象上存在着相似性，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展开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为实践基础”[2](P1194）的学科，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应以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思想政治工作伟大实践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研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有的知识体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要以研究者所能够观察、体会、感受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作为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既有体系性，又贯通在一切活动之中，从科学研究的视野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十分广泛，从普遍性和特殊性来看，既有人类社会共同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也有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既有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也有现实正在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结构上看，既存在着宏观层面的以国家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存在着中观层面社会、组织和机构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还有微观层面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形式上看，既存在着直接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存在着间接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形态上看，既存在着以理论、说理形态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存在着以活动、文艺等形态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状态上看，既存在着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存在着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等，十分丰富，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提供广阔空间。只有从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出发，才能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发现问题背后隐藏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在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有效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在整个科学研究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现象和活动是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中问题是研究过程的中介，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研究的目标。因此，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要以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为出发点，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能从主观上和“应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进行推测。
第三，遵循科学研究的操作程序。从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出发，只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起点。要将观察或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转化成可以研究的主题，还需要发现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并且将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置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长河之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容易观察到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活动现象，但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转化为可以研究的主题却并不容易，这需要将发现的问题明晰化，形成明确的概念，并使之变成可以进行实际观察和分析的具体指标。科学研究过程要求：一是将发现的现象和活动列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转化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问题和主题。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和主题提升为可以研究的学术性问题，形成较为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三是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将思想政治教育主题转化成可以操作的具体指标体系。四是以形成的具体指标体系对客观现象和活动进行观察测量和分析，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的认识。五是将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结果形成报告和论文向同行或公众报告，或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而是不断按照上述阶段和程序循环往复的连续过程。每一个阶段和环节既是前一个阶段的连续，也是对前一个阶段的深化和具体化。如此无限往复、循环深入，直到达成研究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主题转化成可以操作的具体指标体系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环节，这个过程称为概念的操作化。在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都是相对模糊或指代不明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纳入科学研究领域，首先有一个概念明晰化的过程，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所说：“日常用语就像它们所表达的概念一样含意众多。当学者们不再进一步界定而采用这些现成的词语时，往往可能引起严重的误会。这些词的意义很不确定，常常随着论述的需要而改变其涵义。”“因此，学者们不能将符合日常词意的、粗略的事实组合群当作自己的研究课题。相反，他应当建立自己希望进行研究的组合群，以便使它们具有同一性和特定的意义，从而有利于科学研究”。[14](P1）概念的操作化是指将具有明晰内涵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转化成可以具体观测的指标体系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绝大多数概念不仅缺乏明确定义，常常与日常生活用语、政治用语等混同，而且很多概念也没有从逻辑上进行规范的定义，这给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要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就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明晰化和进行可操作化，给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进行操作定义。操作定义使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成为可以观察和测试的具体指标体系和观察内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基于微观层面的思想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很难提升到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需要一代一代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科学研究进行积累。
第四，接受科学研究的方法训练。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的操作定义或具体指标体系，对现实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这是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的实施策略，只有进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实施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才得以发挥优势。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实施方法十分多样，既包括收集资料方法，也包括对资料进行分析的方法，还包括把研究成果叙述出来的方法等。可以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目的、主题和研究方式等不同选择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对技术的要求，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分为几大类：实验研究、实地（田野）研究、调查研究、案例研究、模拟研究、信息研究。实验研究是一种通过操纵某些因素来研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实验研究的优势在于，它是作出可靠的因果推论的最佳方法。实验法要求研究人员控制实验变量（通常被称为一个测试因素或独立变量），观察和测量受这个变化影响的因变量的变化情况，这样就可能找出两者之间的关联。实地（田野）研究是指在自然环境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进行观察和控制。虽然田野实验的因果推论可能不那么有效，但设计可能更加实用。调查研究是指通过自陈式问卷或结构式访谈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方法。案例研究是指通过透视典型的个案来揭示某个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规律的方法。模拟研究是通过计算机等信息技术进行模拟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研究方法。信息研究是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料，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现象及内部关系的研究方式。上述研究方法从具体方法类型来划分，可以归为两种类型：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方法是一种运用数据来描述研究问题特征、关系和数量变化，预测研究问题发展趋势的一种研究方法。实验法、问卷法、内容分析法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访谈、观察、实物分析），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5](P12）民族志、访谈法、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质性研究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并不是一种简单直接搬过来进行研究的工具，掌握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进行系统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实践，因此，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进行研究方法的训练。
三、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要注意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的破解既要突破观念上的障碍，也要突破技术上的困难，更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实践中勇于探索，因此，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存在着许多现实难题。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悖论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第一，单一和多元研究方法的问题。科学研究是一种可靠的研究方法，但科学研究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唯一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约翰·埃利亚斯指出：“道德教育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领域，仅仅通过一门学科来探讨这一领域既是有限的，也是危险的。”[16](P56）同样，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样的综合性应用学科，采取单一的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也是有限的和有风险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应采取多种研究方法，每一种类型研究方法，犹如照在黑暗房子里的不透明物体的一束光线，只有从多个角度对这个物体进行透视，才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的全貌。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倡导科学研究，目的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多样化。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式发展而言，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倡导科学研究，与其说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变，不如说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问题的角度，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正确的方法是遵循学科发展的自然规律，不断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推向新的境界。从学科研究范式的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第一代学者主要进行学科基础理论的构建，第二代学者努力将第一代学者提出的理论进行具体化和实证化，使之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第三代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学科的多样化发展。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建构依然处于第一代学者建构的知识体系框架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是撬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发展的重要杠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有十分繁重的学科构建的任务，同时也需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进程，更要积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多样化，这样才能平衡处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等问题。
第二，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学科，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开展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是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相关联的学科，如何处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或价值问题就成为一个共同的问题。不同的研究取向研究者对待价值问题的处理方式并不一样，比如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量化研究尽量避免研究过程中的价值问题，对研究过程中的价值问题采取中立的立场，尽可能排除价值问题对研究的干扰。然而，对于以现象学、建构主义等为方法论基础的质性研究来说，价值问题不仅在研究过程中客观存在，而且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价值问题一直参与其中。质性研究中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处理价值问题的办法，即对价值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努力澄清研究过程研究者的价值观念，让其他同行读者明了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观念，并以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为参照，了解和把握研究过程中价值问题。并且质性研究者也认为，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也会因为研究过程的互动，最后造成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双向都发生变化，因此，研究者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正是研究过程中发生变化的一种因素，应该加以运用，使之朝着促进双方发展的方向转变。因此，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只要是科学研究，都遵循着处理意识形态和价值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尽量避免把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强加到研究过程中，区分价值干预和价值干涉。价值干预是对研究过程中的价值问题进行澄清和处理，价值干涉则是把研究者的价值观强加给研究对象和过程，“进行价值干预，避免价值干涉”是处理科学研究过程中意识形态和价值问题的根本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
第三，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问题。学术研究是为获取新知识而展开的科学研究，行动研究是指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务工作而展开的研究；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并无根本的区别，学术研究成果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实务的展开，实务研究的成果也可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发展。之所以把两者分别提出来，是因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偏向，以为只有学术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只有理论研究才是更有价值的研究，而行动研究往往没有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这样的结果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日益突显。10多年前就有研究者指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高墙而难以跨越，即使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学术圈内的种种富有前景的探索，似乎都无法跨越‘学术研究’与‘实务工作’之间的鸿沟。”[17](P254）经过近20年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务研究、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之间的鸿沟不仅没有得到弥补，而且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化和专门化，这种鸿沟还在日益加深。处理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之间矛盾的有效办法是倡导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行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务工作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行动研究并不是实务工作者的专利，理论工作者也可以开展行动研究，学术研究也不是理论工作者的专长，实务者也可以开展理论研究。而最好的办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都围绕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展开科学研究，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第四，知识借鉴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充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建设成果和经验，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重要任务。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初期，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分析比较不同阶级不同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特点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一门学科建设的基本条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充分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18](P41）构建起一整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也发展出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比如学科交叉方法，学科交叉方法是“指通过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研究视角、研究框架、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系统透视的方法”。[19](P231）然而，学科交叉方法的使用，其他学科知识的借鉴和吸收，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来源，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视野，但也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充满其他学科的“底色”，比如有学者就指出过，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教育学的“德育”学科的相近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建之初，更多地取向于对教育学的参照”“形成于其以教育学为底色的学术史”。[20]倡导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是化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构建中的知识借鉴问题，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体性，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离不开其他学科的知识滋养和借鉴，但更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我们正在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中心，不断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的科学研究，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的知识体系，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不足的悖论。
（武汉大学博彩官网
博士研究生程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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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年第6期
